(2003-12-19)

兒童讀經別議

霍韜晦

最近國內興起了一股兒童讀經熱,著名學者蔣慶為此而編了一套《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讀本》,但尚未出版,便已遭受挑戰,認為這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反對者還說:「如果(這種文化)得勢,我們社會有回到蒙昧之虞。」(《南方周末》,本年七月九日)雙方論點尖銳對立,不少人發表意見,進一步探討到文化保守主義在當代是否還有意義的問題。讀經還未開始,便已經引發出一場爭論。

兒童讀經,其實在十年前(一九九四),已在台灣推行,而漸及於海外華僑社會,最後回歸大陸,成為一股風氣。據估計,全球參與讀經的小朋友,人數當在五百萬以上,真是不容忽視,難怪有人認為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三次讀經時代」來臨。

這種說法當然誇大,但亦可見「人心思漢」,否則家長、教師不會那麼熱心參與。我自己在十五、六年前發起推動生命教育和文化教育,在法住文化書院也鼓勵小朋友唸唐詩和《弟子規》、《正氣歌》,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小朋友並不抗拒,反而以能背為榮。

這當然不是小朋友問題。小朋友白璧無瑕,就看父母願意給他甚麼樣的教育。兒童讀經能推行,依我看,主要是近代教育的失敗。我在多篇文章講過:近代教育、學校體制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他們教育的主調是知識教育和才能教育,方法是按兒童的材質加以誘導,並不作人性論上的預設。這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教育哲學,也是一種高揚理性功能的教育方法,所以他們能出科學家、藝術家、資本家,甚至伸張意志的英雄,但卻不大能產生講內在修養的君子、善體親心的孝子,和承擔時代氣運的讀書人。前者能開創,一往無前;後者能顧念,多問自己;前者依賴理性,後者順於性情。所以這不是誰優誰劣的問題,而是教育的目標不同。國內學者每以中國落後,必須先向西方學習,這種假設不自覺以西方為標準,而不知此標準只能落在知識、技術(或者包括制度)方面說,卻不能在提升人的質素、成長人的生命上有效。在這方面西方教育已經徹底失敗,你只要看美國社會罪惡之多、青少年暴力、吸毒、色情事件之嚴重,就已經知道此路不通。連帶學習西方教育的,如香港、台灣,也是江河日下。我辦的《性情文化》每期都有青少年教育的調查,每期都發出警號;雖然大部分人仍然無知無覺,但畢竟還是有許多家長支持,這就是兒童讀經之所以有市場的社會因素。有識之士都覺得:如果再不教育孩子規矩禮儀,如何與人相處,任其隨社會潮流文化而動,勢必毀了孩子一生。

如果我的分析不誤,那麼,兒童教育問題也不是靠讀經便能解決。經典,畢竟是須要與生活相依的;有些經典觀念不但陌生,而且已經被歷史放逐,例如三綱之說,孩子弄明白之後,只有引起反感。我們不能再像古人那樣簡單地以「經」為常道,將之奉為絕對權威。在讀誦之前,應有選取,亦要考慮如何賦予現代意義,不要播下歷史中已經死去的種子,或對兒童成長有錯誤訊息的種子;要把讀經看成兒童成長的健康的平台,而不是宣揚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權威主義。

主張兒童讀經的人說,要趁兒童記憶力強的時候把經典嵌入他們的腦海中,長大後自然明白個中道理;反對者則認為這豈不把孩子的命運交給傳統決定了嗎?這對孩子的前途並不公平。我認為這種討論尚未觸及經典的內涵,而僅在外圍言之,未免無的放矢。我們既然對經典的內容有所選取,那就不是語言問題、形式問題,而是義理問題、思想問題、生命問題。古人以經為常道,不免將其語言絕對化、行事方式絕對化,所以很令人懷疑是不是還適用於今日?對兒童提供幫助還是橫添障礙?議論不休。解決這一問題在於分層次,「常道」不是指那些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東西,而是有普遍意義的、古今相通的東西。那是甚麼?那就是人的性情、人的心志、人的修養、人的擔負。如《詩經》、《論語》、《孟子》、《左傳》人物,許多都令人感動。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又說:「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孔子還對伯魚說:「汝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同上)這就是說,文學不是只追求音律之美,還有開啟生命、成長生命之功。古人把這稱為教化,但絕非自外而入,如西方之知識教育,而是情從內發,而得一大感動,進而提升人生。所以孔子又說,人生之路是「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孔子之教是成長之教、成人之教,但必須從性情之開發始。我認為讀經也一樣,應從此路入,根本不須談甚麼知識性的東西。知識是後起的,你只要建造好這個平台,健康的成長就有保證。所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所以我在這十年,提倡性情教育、生命成長的教育方法;這是本,讀經則是其中一項重要的誘發。我不敢說有很大成果,但學生日增,連父母也受教。

讀經並不難,但必須先開教育之門。謹以十年來在海內外、港、新、廣東三地教學經驗,為言讀經者諸君一助。

 

附記: 如有可能,我倒想編一套性情教育的教材,以供國內外教育界參攷。

(原刊《危機與解憂》第134-140頁,寫於2003年12月19日)

 

回上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