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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1-2) 推動性情教育、性情文化之世紀工程、以解除人類社會危機 霍韜晦
一、當前人類社會危機：人在歷史中陷落 我們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充滿危機的時代。也許我們不知道危機何來？但它們已經在這裡。舉其大者： 其次是戰爭危機。經濟雖然一體化，但文化並未一體化。尤其是出於歷史原因，民族積怨，仇恨難解，最後不免爆炸。譬如剛剛挑起的美國對阿富汗之戰，表面看來是美國要報復世貿受襲之仇，號召反恐怖主義，出師有名。但世界上為甚麼會有恐怖分子？難道居住在阿富汗的人是恐怖分子？虔誠的伊斯蘭教徒是恐怖分子？難怪美國的轟炸行動引起國內外的抗議。戰爭不能解決問題，戰爭的起源在有人受到傷害，他的委屈不能得到公平的處理；尤其是大國以其絕對優勢威臨小國，燄指氣使，自以為代表公正，在她的觀念下來建立世界秩序，使受傷害者無法申訴，便會「吾與汝偕亡」，甚至向無辜者報復。遠的不說，單看美國內部的校園暴力、槍擊事作，便日有所聞，使無辜者喪生。例如世貿受襲的前一日，美國加州便有一名護衛員，因不堪失業及被女友拋棄，竟然攜槍威脅人質，連殺五人（包括其上司、女友），然後自殺。這和恐怖分子的行徑有甚麼分別？同樣是犧牲無辜，以別人的性命為芻狗。所不同者，是他缺乏恐怖分子的宗教或民族的使命，在精神上更渺小。所以問題不在手段，而在受傷者的憤懣之心，當人以為自己受害，便會戰鬥；當人眼中只看到自己，便會防衛。在這種二分思維之下，人的對立不能消解，人的誤會難以去除，人的仇怨終將爆發，所以戰爭的陰影永遠存在，以戰止戰不能解決問題，反而使人類的工具理性發揮功能，終而闖下瀰天大禍。為甚麼？因為今天的殺人武器實在太先進，太有破壞力，無論導彈、飛彈、核子彈、中子彈，施放之後，誰是贏家？還有殺人於無形的毒氣、生化武器，千里之外，皆是戰場，再無前方與後方之別。總之，傳統的戰爭，尚是攻城略地，局限一隅，今天則是全方位，政治、經濟、社會、日常生活，全部捲入。誠乎哲人所感喟：人類的聰明可以發展出燦爛文明，但人類的愚昧卻足以毀滅自己。我們目前所走向的，很可能正是一個同歸於盡的世界。 為甚麼會這樣？我們看到了危機，但竟然無力自救。推源下去，便要譴責教育，亦即教育出現了危機。今天我們在學校學的，從幼兒園到大學，是甚麼？都是知識，都是工具性的思考訓練。由於社會上和生產上的需要，分工、分權、分程序、分類別，逐漸走上專門化、專業化、程序化之路，加上知識世界的廣大，人不可能全知，只能依興趣或依需要而有所選擇。所以首先是學問世界的分類，如文學、藝術、科學、法律、政治、經濟、社會……科學之中，又分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生物、藥物、電子……各引一義，各逞精采，但逐漸發現知識的應用可以創造財富、建立制度，於是認知理性轉為工具理性、操作理性：講效益、講目的、講程序、講回報。工具理性愈發達，技術愈先進，生產速度愈增加，生產力愈強大。程序理性愈精細，管理愈周密，法律愈繁瑣。於是人為了工作需要，不能不先下苦功。教育即為此提供基地，今天的學生在中學已開始分科，規劃你自己的前途；大學後要不斷進修，終身學習，學習不但成為壓力，更重要的是你永遠在追趕，表面上你有選擇，實質上並無選擇，人人都在同一的軌道上競賽，所以生命很乾枯、很無奈。教育失去了它的功能，代之而起的只是知識的傳授與技術的培訓。教育根據西方傳統，本來是要使人成為自由人，發揮他的理性，有他的創造；若依中國傳統的說法，則是要使人有文化修養，以成人、成君子，亦即生命成長。但今天教育變成工具，人自己亦成為工具。 這一種巨變，是人在歷史中的陷落。人創造文明，人創造工具，人發現知識，人改進技術，為甚麼到最後反而被自己所創造的科技奴役呢？或者被自己所創立的制度綑縛呢？人最初以為在契約式的民主制度中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理性（如盧梭所主張），但現在發現選舉中所假定的量化原則亦有太多非理性的成分。這是否應驗了馬克思所說的疏離（alienation）？還是歷史的行程要經歷辯證式的顛倒？是歷史的秘密，還是人性的秘密？也許尚未有人能充分回答，但在現實上則已形成危機：我們所依賴的文化，原來並不安全，那麼我們該怎麼辦？這將牽動信心，影響下一步的抉擇。這就是文化危機，也就是信心危機：人對自己、對別人，和對將來都失去信心；沒有永久的價值，沒有真誠的信仰，只有虛無，只有互相的利用，所以人只有保謢自己，保護自己的利益；加上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盛行，民主、人權成為神聖的口號。在這神聖的口號之下，社會上所流行的其實是私欲、私利，所追求的其實是本能上的滿足。只有「自我」（ego）最真實，其他不足信，所以在現實的戰場中必然穿上重重的保護甲，不敢開放，怕受傷害。雖有理性，只用作工具，對外戰鬥，生命自身則是逃避、封閉，形成現代人最普遍的人格扭曲現象。現代社會心理病患者急劇增加，自殺率、離婚率直線上升。試問不是一種病態是甚麼？而社會病，其實是文化病，所以一定追到文化的源頭上來。那麼，我們一定要明白現代社會的危機如何形成？如果不是西方的知識革命（哥白尼）、科學方法革命（培根）、技術革命（瓦特）的成功，我們不能提升生產力，如果不是西方鼓吹理性、啟蒙，我們不會產生今日的制度，但也同時不會釋放出人的私欲，讓它登上文明的舞台。西方的平等人權植根於理性，洛克所預設的「自然狀態」是個理性概念，並非歷史事實，但這個概念所包藏夾雜的卻是陰暗的人性，所以跟著纔有霍布士的「必然之惡」（Necessary Evil，指政府）。這說明甚麼？說明西方的制度其實建立於流沙之上，愈往前行愈是危險。靠制度去堵塞漏洞，在現實人性的攻鑽之下十分有必需，尤其是在傳統價值已崩離的現實社會，捨法律外已無其他辦法，但不能說這就是最好。法律（制度）的貢獻是消極性的，弄得不好，還會把人變為非人，如老子和法蘭克福學派及若干西方後現代主義者所批判，所以必須把現代社會的病態現象視為一文化危機，纔能從根上對治。
二、 危機的出現與平面化思維：科學主義與自我中心主義 依我的看法，當前人類社會的危機在把生命投向外在世界，以求生存、求擁有、求稱賞、求知識、求權力、求成功、求滿足、甚至求愛，求人愛自己，其出發點都是本能，所以五官皆向外，如佛經說「五欲自娛」。雖有理性，亦不過順此而趨，以成知識、成控制、成征服。理性外用，所以最終變成工具。觀乎西方人從希臘的認知理性逐漸變為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工具理性，就知道是一種退墮。因為這種理性的取向，以外在價值來取代生命自身的價值，最後必然量化，以效益的數量來衡量。試看今天的社會，甚麼都講數據，科學講歸納，社會講數據，而不知此一思維方法的局限，最後只有順勢而趨。另一方面，則承認人有選擇自由，這種自由亦向外施：不管對象是甚麼，似乎一字排開，任我選取。人們從不問選取者的素養，而只能尊重他的選擇，因為這是他的權利。所以我常以「平面化」一詞來描述這種思維，生活如是，購物如是，讀書如是，就業如是，選舉如是，所有被選擇的對象自身無價值，只等待被選取，結果價值無定，商業上的商品就是如此。表面上選擇者有自由，但他知道根據甚麼來作選擇嗎？如果只根據權利，則所選擇的內容無保證；如果根據內容，則選擇者的眼光便要先具備。但在今天的平面社會，誰能有此巨眼？我們根本缺乏生命成長之教育，缺乏生命成長的文化。結果只有一個空洞的自我，形成一個自我中心主義的文化。 事實上今天的社會質素已不斷向下沉。這個質素不是指生產力，不是指產品，也不是指法律制度不夠周密，而是指人。我們遺忘了人自身。海德格說：西方哲學自柏拉圖起，已走錯了路，所以他要扭轉，以回歸人的存在（Dasein），伽達默爾則強烈批評科學方法，認為不達真理；他指出真理不是一個孤懸之物，必須在人的實踐互動中湊泊。我們可以看到：當代的西方哲學家並非沒有慧識，他們已經指出：當代文化需要扭轉，但可惜以楔出楔，最後只能講批判理性，或如哈伯馬斯所主張：建立一理想的溝通理性。這可以看出他們內在於西方文化的理性之路中不能躍出軌範，始終終隔一層。 我並非貶低理性，事實上今天人類的文明是由理性開出的，但理性，尤其是西方人所重視的知識理性、工具理性、程序理性、操作理性，溝通理性，並不足夠，還要有更深的發掘，纔能了解人，了解生命，和了解文明的創造者，亦只有在了解了文明的創造者之後，纔能真正了解被創造的文化和維繫文明於不墜。
三、孔子的啟發：現代文化應向生命回歸 但此是何義？有人明白我們在說甚麼嗎？ 首先讓我們回歸歷史：當年孔子面對周文疲弊，禮崩樂壞，而思「撥亂反正」，重建禮樂。但他如何重建呢？他並非只從內容上著手，即「修詩書禮樂」（《史記．孔子世家》），亦非憑藉政治身份立法（後世公羊家之說別論），而是挖深文化的根，把禮樂建基於生命的性情之上。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一般人雖習禮樂，但徒具形式，施禮樂時雖然進退有序，應對得體，但其心不動，缺少性情投入，所以只有社會意義、形式意義，而無實感。孔子所重視的，正是這一份實感，由此來支撐文化，纔知道一切的文化修養和道德修養，都是心不容已。這樣，文化的創造纔有必然，纔有根據，而不會為魔所蠱。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就是看到這一層，否則很容易把文化落到功利層次，只看現實價值，就不能有義利之辨，與作仁義內在之說。這種對文化的深識，唯真正的儒者知之，如陸象山，即言其學問是「樸實」，而非「議論」，因為「議論」只是作知識探究，儘管頭頭是道，亦不過是一架構，以概念撐住，以理性運思，力求其學無矛盾，合邏輯，有論證，如此而已。這只能滿足其理性，不能抵達其性情。學問之道，孔子要「克己復禮」，孟子要「求其放心」，但如何可能？便要激勵向上，「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同上），終而領悟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開發生命成長的動力，纔能過生命的關。所以儒學是生命成長之學，我們讀書、學習禮樂、接受文化教養，甚至知識，都是為了回歸自己。所以我常說：「文化應向生命回歸」，此義，原是孔孟宗傳。可惜中國文化近百年來，飽受西方文化挑戰，學者運思，亦不免在古籍中發掘資源去應西方人之思維為主，從而希望博得西方人承認，以為這樣便是現代化、有價值，十分可憐。甚至新儒家有時亦不能免此病，依人標準，求人承認，於是有我所說的種種知識儒學、理論儒學出現：先講可能，後講論證，更引西方大哲之言，互相比附。從文化的交流上說，有此需要，但不能張冠李戴，亦不能自失方針。文化傳統不同，即各有取捨，對研究者而言，首先是探其標準，這是知識。但何以取此去彼，便不是任意選擇，如現代人的所謂權利，而是有一價值上的深入、心靈上的深入。如中國人說「天人合一」，一般人皆以為神秘，因為「天」之內涵無法依現代科學知識標準確定，因此這句話若依分析哲學，是不知所云。由於中國文化儒、釋、道三家皆重此語，倘若這句話是「不知所云」，那麼中國文化的價值在哪裡呢？所以不要把中國文化幾千年的智慧，橫列於西方的知識理性與工具理性之前，或橫列於其科學方法、量化方法之前。這是沒有用的，我們力求通過他們的方法論來肯定自己，這不但是思維上的錯誤，而且顯示出我們對自己文化的不了解，毫無自信。
四、 推動性情教育、性情文化之世紀工程以解救人類社會當前危機 綜上所述，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學，是一種生命成長的學問。它要我們成人、成君子、成聖賢，甚至成真人、成天人、成佛。「成」，即須有動力，能過關。這些關在哪裡？不在外，不在金錢、不在物質，不在名譽地位，而在你自己那裡。當你把持不住，那麼上述的誘惑便會產生，成為你的關。人的存在，從現實上說，沒有甚麼保障，都要依賴環境、依賴家庭、依賴政府。但這一依賴，亦同時成為你的考驗：沒有工作怎辦？沒有人照顧怎辦？沒有積蓄怎麼辦？沒有人可信任怎麼辦？所以人的成長是很艱難的，如顏淵的「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也許亦只有顏子纔能作到，有飯吃的人嘲笑沒有飯吃的人是不公平的。但如深入我們上文所論，則所討論的問題不在此。這不是資源分配是否公平的問題，也不是社會制度是否合理的問題，而是修養問題，人要回到自己生命的立足之處的問題，而不須先繞向外。所以孔子說「賢哉回也」，因為他的心能安，能接受，能容納。人對秩序的認識、對制度的認識、對生產的認識、對財富的認識，貴能知其位，而不須追逐；否則捨本。人首先要安自己的心，安自己的性情，這纔能站穩。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指的便是這一精神境界。今天我們社會上的誘惑太多，所有的知識，所有的工具，所有的教導，都是培養我們參予爭奪資源、爭奪巿場的能力，那麼誰來照顧你的內心？難道是社會福利嗎？那只不過是對喪失了戰鬥力的人的安慰，如果你還有能力，你不會希罕。失敗的人需要同情，但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尊嚴。在這競爭的世界，人人都沒有退路，只有向前。你以為你有選擇，其實並無選擇，選擇只是空言，反之你要戰鬥，而且不能輸。在這樣的壓力之下，人可有想過：將來怎麼樣？歷史將往何處去？譬如說：要解救經濟危機，生產便不能放緩，但市場真的能消化那麼多產品嗎？當生產速度愈來愈高、利潤愈來愈低的時候，且不要說資源消耗，生態破壞，產品賣不出去也造成浪費。又譬如說戰爭危機，當人受到損害，當人失敗，如何平復他的憤懣？敵我的界線如何去除？所以歸根到底，是人要有能力，化除他的私欲，他的錯誤思維，不要在不健康、不公正的、封閉的心態下來作決定。但這如何可能？便要有開發他健康心靈的教育，即性情教育；也要有培育他健康成長的文化，即性情文化。唯有生命的根基在第一步就開發好，以後的路纔有保證。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中國人常說「慎乎始」，正是教育的真諦。 今天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其實十分嚴重：個人的生命存在之外，還有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教育專業化、工具化問題、地球環境污染問題、生態問題，都非短期內所能解決。但由於壓力巨大，只好日日耗費資源，仍然效果不佳，依我上文所見，所有社會問題，現實危機其實都是西方文明所引發的問題，所以本質上是文化問題，而文化問題，則是依於人的不同心性、層次開出。正本清源，自當回歸生命上來解決。在這方面，儒家其實是最有經驗的，也是最有貢獻的，可惜近百年來逐漸失傳，反而走上西方式的思維，從理論上來建立。這是知識儒學，如我上文所說；但真正的儒學是生命儒學，要在實踐成長中體會。雖然在人性論上，這似乎需要先確立一超越的、絕對光明的心性，以作根據，但不須先以理論證，反而應該看重感受，著重內省。這不是神秘，而是一種很不同的方法論，唯有踐履者方知。這就需要性情教育的引導，以開發他內在的性情，然後讀性情文化之書，深化其感受，擴大其胸襟志業。孔子說「志於道」，孟子說：「士尚志」，都是極其寶貴的指引。在這方向，我個人已有十年經驗，知道現代人最需要的，是恢復其志氣，加深其修養，認識其生命，開闊其眼界，扭轉其思維，提升其境界。但所有這些，在現代社會幾乎找不到資源，所以我認為纔有教育危機與文化危機。為了人類前途，推廣性情教育與文化教育，急不容緩了。不止個人，還有家庭、學校、社會，全球呼應。這是一個世紀教育工程，需要大家合作，必如此人類方有救。
附記：讀者如對拙文有與趣，請參閱作者另一文章〈生命儒學的復位與廿一世紀文明〉及《世紀之思》、《天地悠悠》、《中國書院之旅》、《喜耀禪話》、《喜耀心程》、《走出死亡》等諸書。 （本文原為新加坡儒學會主辦之「儒學與新世紀的人類社會」國際會議（二○○一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二日）之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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